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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泰安非遗李氏糖画亮相塞尔维亚******

　　中新网泰安2月2日电 (梁犇陈阳董文一)“画糖画跟绘画不一样。糖画是用糖来画的，凉了之后非常容易凝固。所以，画糖画的动作要快，每笔之间不能间断。”随着糖液在李然然的手中缕缕洒下，不到1分钟，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等形象便呈现在众人面前。

李然然正在熬制糖稀。　陈阳摄

　　春节期间，在由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共同举办的2023塞尔维亚“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中，山东泰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宁阳李氏糖画第六代传承人李然然受邀参加，向海外同胞和国际友人展示了中国的民俗文化和非遗的独特魅力，惊艳了塞尔维亚。

李然然制作的糖画深受塞尔维亚民众喜爱。　受访者供图

　　“当天下着雪，贝尔格莱德的市民们却都很热情，大家伙排着队等待着我制作的糖画，还有几个孩子跃跃欲试，希望自己动手‘创作’，看到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国外那么受欢迎，我心里也是感到非常自豪。”李然然回忆说。

李然然用装满糖稀的勺子在铁板上作画。　陈阳摄

　　糖画是一种传统民间手工艺，以糖为材料来进行造型，所用的工具仅一勺一铲。李氏糖画原料主要是白糖和水，不含任何添加剂。李然然作糖画时没有底稿，画稿全在头脑里，制作时执勺在手，舀起铜锅中的糖稀，以腕力带动勺子运行，随意挥洒在光洁的大理石板上，或提、或顿、或放、或收，速度飞快，一气呵成。

　　“宁阳李氏糖画的主要特征是玲珑剔透，生动鲜活。”李然然告诉记者，她潜心研究糖画精髓，在祖辈风格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打破传统单一的线条拉丝糖画，结合中国传统美术的技巧和方法，在原本只有平面造型的传统糖画基础上，创新使用立体、空心等新技术，再搭配各种手法和色彩元素，将平面“零件”拼接出风格各异的立体糖画。

李然然在调整制作好的立体糖画花篮。　陈阳摄

　　李然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糖画技艺的发掘、整理和提升，经常去北京、上海等地文化交流，对全国各地前来学习糖画制作的艺术爱好者都倾囊相授。

2023塞尔维亚“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中李然然现场表演糖画制作。　受访者供图

　　“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国内外各地，并为大家所喜爱，这让我感到很自豪。我希望李氏糖画能被更多人喜欢并传承下去。”李然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人了解、认识李氏糖画，让这项中国传统技艺在传承与创新中发扬光大。(完)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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